作者:佚名       来源于:家长学院

  所谓诗庄词媚,是就诗词各自的题材和风格而言的,诗词两体的这种差异,几乎已成为常识。这种常识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人们对诗词各自应用场域的认识,苏轼遭遇的一场诉讼就证明了这点。

 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指控用以讽刺新法的文体全是诗,而没有一首词。显然,在事关政德的场合,只有庄重的诗才能胜任,妩媚的词只有退避了,可能词都从来没有进入办案人员搜集证据的范围。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的大事,材料非常多,本文不拟对前因后果辞费,另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角予以考察。

  日本学者内山精也《传媒与真相: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》一书认为诗案很大程度上与新兴的雕版印刷媒体有关。北宋仁宗朝以来,雕版印刷业全面繁荣,此前的作家(比如欧阳修)基本是去世后才刊印诗文集的,而苏轼是第一个实现了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合作的诗人。苏轼得到了印刷传媒的强力加持,言论影响力大为提高。当时的御史台之所以要弹劾苏轼,可能不止是因为他写了许多批判朝政的诗歌这个事实,更是因为那些诗歌被各种媒体刊载并广泛传播这个社会现象,从朝廷的角度看,影响非常恶劣! 乌台诗案因此成为第一件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案件。

  乌台诗案之后,苏轼被贬黄州。从元丰三年到七年,苏轼居留黄州五年,有学者指出,此一时期苏轼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“词多诗少”现象,本文拟用王文诰辑注、孔凡礼点校《苏轼诗集》(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)和邹同庆、王宗堂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(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)统计苏轼黄州诗词的数量,对此说法加以验证。

  据《苏轼诗集》,苏轼存诗2623首,其中编年诗2352首,黄州诗170首,占编年诗的7%,占诗作总数的6.5%;据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,苏轼存词331首,其中编年词292首,黄州词78首,占编年词的27%,占词作总数的24%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苏轼编年诗创作年限自1059至1101年,凡43年,以编年诗总量计算,平均每年写诗55首,黄州期间每年写诗34首;苏轼编年词创作年限自1064至1100年,凡37年,以编年词总量计算,平均每年写词不到8首,而黄州期间每年写词达16首。综上,居黄期间,从绝对数比较,诗仍多于词,但把黄州放到苏轼整个创作生涯来看,可以认为“词多诗少”的说法是有道理的。

  出现“词多诗少”现象的原因,是可以合理推测的。苏轼因乌台诗案,成了心有余悸的惊弓之鸟,对写诗有了心理障碍,在黄州期间写与友人的书启尺牍中,他常常对求诗者说“不复作”“不敢作”,还总结出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这样的教训。但对词却不一样,不但自己写,还与友人唱和寄赠,苏轼对诗词态度不同,其实还是缘于“诗庄词媚”的观念,当然苏轼不认为词一定媚,但词终究是游戏的、消遣的、不会惹祸的,所以“作小词不碍”。

  虽然如此,黄州词背后仍旧影绰着乌台诗案。黄州词写梦很多,如“人生如梦”(《念奴娇》)、“万事到头都是梦,休休,明日黄花蝶也愁”(《南乡子》)、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”(《西江月》)、“笑劳生一梦,羁旅三年”(《醉蓬莱》),这些梦恐怕更多是对现实的幻灭吧。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(《卜算子》)的“缥缈孤鸿”则把受到伤害后的疏离惊悸、忐忑不安、冷寂疑惧的敏感心理刻画入微。面对伤害和幻灭,人能做的其实不多,或者是从现实抽离,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(《临江仙》),或者是以旷达的心理暗示重建日常的价值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(《定风波》)、“殷勤昨夜三更雨,又得浮生一日凉”(《鹧鸪天》)。元丰七年得知遇赦量移的消息,苏轼写于黄州的最后一首词还在说“归去来兮,吾归何处”(《满庭芳》)。真正摆脱乌台诗案的影响,重建起心灵秩序,是在苏轼离开黄州之后了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(《定风波》)、“饱吃惠州饭,细和渊明诗”(黄庭坚《跋子瞻和陶诗》)。

  元丰七年春天,宋神宗亲笔诏书,把谪居黄州的苏轼调到汝州。黄州到汝州这一路走得不容易,先是王朝云所生的幼子苏遁卒于途中,又因路费短缺一家人在常州、泗州留滞了很长时间,春节都是在泗州度过的。苏轼去泗州的一座寺庙里洗澡,写了两首《如梦令》,这个词牌此前叫《忆仙姿》,因其最初是咏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传说的,苏轼嫌原名俗,给改成了《如梦令》:

  水垢何曾相受,细看两俱无有。寄语揩背人,尽日劳君挥肘。轻手、轻手! 居士本来无垢。

  自净方能净彼,我自汗流呀气。寄语澡浴人,且共肉身游戏。但洗、但洗! 俯为人间一切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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